此时正当“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与南京政府紧张交涉万宝山、中村两事件之际，它允许广东派派代表赴日，并向其直接提出关于满洲问题的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日本对西南派反蒋活动的支持和更大的期待，也是它对解决“满洲问题”的一种外交上的配合。
在日本政府允许陈友仁访日之前，军部为牵制张学良的兵力于关内，以利于在关外发动事变，已经派遣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进行“石友三工作”。而石友三7-8月间发动的反张、反蒋叛乱，也受到了广州政府的支持，他被委任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广州方面还派遣邹鲁北上华北，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武力反蒋之事。邹鲁住在天津期间，土肥原及日本驻天津领事多次与他会面，土肥原甚至提出要邹鲁去主持东三省。这是日本同时插手华北与华南反蒋运动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一度动摇过同两广军阀中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今后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
9月20日，蒋介石与何应钦、陈铭枢、熊式辉会商时局。蒋氏说：“日本侵我东省，如我内部能从此团结，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此时当谋团结为先。”21日，蒋返京后召开会议，商讨与粤合作办法，蒋氏主张：“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并提出三种方案：“一、令两广军阀中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
两广军阀的割据地
然而，九一八事变在两广军阀眼中，却成为可以用意逼迫蒋介石让步下野的工具。就在同日，粤方唐绍仪、孙科、汪精卫、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人联名通电，敦促蒋氏下野：“日剿共救灾对外诸问题，非执事下野无法解决；而推倒个人独裁，实行训政，造成民主政治诸根本问题，尤非执事下野无从开始进行”，并声称“执事下野，此间政府随以取消，另行组织统一政府”。粤方通电，显然要蒋氏先下野，后谈和平统一。
此后，虽然蒋介石步步退让，按照两广军阀中粤方的要求先释放了胡汉民，调动南京驻守部队构成以保证粤系代表安心不受控制，又连续举行了广州和上海两次和谈。但胡汉民离开南京后，先在上海，后长期居留香港，走向了彻底反蒋的道路，在他主持下，两广军阀中粤系更是一口咬死，任何方案都非蒋介石下野不可。蒋、胡矛盾与宁粤对立，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1931年底，胡汉民刚到南方，蒋胡对立的格局初现端倪，日本关东军就派土肥原贤二求见。自此之后，日本派到西南联络接洽的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先后多至百人，“作拉拢的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