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朱理治带着北方代表指令来到陕北。他来后，没有和红26、27军的干部谈过话，没有和刘志丹、高岗、惠于俊、崔田夫和我谈过，也没有和苏维埃领导人马明芳、霍维德谈过。当时，他和我们是住在一起，一道吃饭，但没有谈话，他只和郭洪涛谈，有时我去碰见了，他们就不讲了。他们谈的结果，写成了两本东西，一本是朱理治用英文写的，一本是草写的，我们也认不出来。我对他们这种做法很不理解。
7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翼侧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
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这些内容，之后全部写进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决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