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得知西路军完全失败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3月27日起集中5天批判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后，中共党史一直沿用张国焘有“密电”给陈昌浩、徐向前，要“武力解决之”。
1982年徐向前郑重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说：“1935年9月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任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执行过张国焘的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西路军甚至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后来长期笼罩在“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即便是徐向前本人，在西路军之后也经历了一段很微妙的“考察期”。抗战初期，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在129师当了一段副师长后，又被派到冀南搞平原游击战争;一年后，又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相继在两地打开了抗日局面。“直到这时候，中央北方局才有一个电报，说‘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
回到延安后，李先念连降六级，由军政委成了营教导员，最终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干涉而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