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顺利报销就要给“好处费”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好处费”多少而定。报销前，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1.3%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曾国藩也有“小金库”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曾国藩在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我们说过，总督的平均陋规收入一年会有十八万两。那么曾国藩不许下属给他送贵重礼物，不收现金，这样就少了一大块。此外，他还不收各州县送的陋规。但是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因为这些单位，是有钱单位，如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你不收，他们也发作福利了。
小金库的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曾国藩要求“散掉”时不可为人所知，“凡散财最忌有名”，这是因为“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接受官场潜规则，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当清官”，而是“做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