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阪生物科学所的堪沙博士，对戴蒙德所用的十一位“普通人”大脑提出质疑：这是些什么样的普通人？怎么死的？爱因斯坦终年七十六岁，为什么选取的这十一人平均寿命只有六十四岁？较高的胶质细胞比例是不是只是因为爱因斯坦的神经细胞在衰老过程中死亡更多？
纽约佩斯大学的海因教授更直言不讳地说：“这项研究充满了谬误，其结果根本不可相信。”
第一个真正的惊人发现
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一纸传真出现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教授桑德拉·维特森的面前，上面是一个简洁的问题：您愿意和我合作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吗？落款是托马斯·哈维。
维特森并不认识哈维，但也许是由于爱因斯坦这四个字的魔力，她抄起一张白纸，写上“Yes”，传真回去。
维特森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大脑标本——从1977年到1987年间她设法说服了120位癌症晚期病人捐献他们的大脑。她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许多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上。最出名的，也最富争议的，大约是她对男女大脑结构的比较。譬如，她发现在大脑颞叶里一块主管语言的区域，女性的神经元密度平均比男性要高出12%，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通常女性更善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