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弗罗姆(ErichFromm)的解释，所谓“施虐”是指统治别人、榨取别人、把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上的心理特性;“受虐”则指依赖他人、任人摆布、自轻自贱、屈从外力，甚至自我伤害、自我折磨等心理特性。
鲁思-本尼迪克在被公认为研究日本国民性最权威的着作《菊与刀》中这样概括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国民性)：“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而又有礼、冥顽而又善变、驯服而又叛逆、忠贞而又背弃、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求新。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只不过不同时候表现不同方面而已——对外人和弱者与对本集团内部的人和强者的态度截然相反。
鲁思-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既可以无私地承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可以谨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够勇敢得有些鲁莽;既殷勤有礼，又傲慢不逊;既对上级驯服盲从，又会顽固地反抗违逆。既极端地保守，又非常地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
然而，从这些表面的对立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其本质精神的一致。那就是：无论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绝对地投入并且容易走极端，归根结底，这是将现世神圣化、绝对化和惟一化的必然产物——“刀是僵硬、鲁莽、野蛮的刀，菊是颓废、瘫痪的菊，它们缺少的恰是理性的节制与温和”。
“必须面对外在压力并对此臣服”的现实感催生了日本的“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不同于罪感文化。罪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诉诸于良心与超现实的“超越者”——对超越者而非现实者的敬畏是忏悔者自发(主动)地产生忏悔自我罪恶的道德冲动。耻感文化则必须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忏悔者只有在感受到外部“现实者”的强大压力之后、才会因为对其力量的敬畏并对即将到来的惩罚感到惶恐而产生认错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