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闸北的北站举行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大会，并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的和平代表赴南京请愿。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当即决定于6月23日在上海闸北的北站举行上海各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大会，并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的和平代表赴南京请愿。当日欢送的场景大大出乎代表团意料。马叙伦后来回忆道：“我们事先已经晓得我们团体里安排全体要来送行，这是他们要郑重地把责任搁在我们身上，群众的情绪是无从遏制的，我们也无从说推辞的话；可不料在我们北站上车的时候，看见送行的群众数量，已经超过我们团体里群众的数量，我们在车站上看见各团体的旗子，都不在我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范围以内，使我们甚为感动。”当时参加大会的有“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发动〔的〕各界人民群众约达10万人”，“争取和平，实现民主”“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欢送晋京请愿代表”等标语铺天盖地，墙垛上、火车头上、车厢上都贴满了用中英文写的标语。美国、苏联等国记者和国内记者一起忙着拍照、录音、摄像，抢采新闻。
而国民党官员对请愿者的态度则是十分抵触。当获悉上海各人民团体准备派和平代表赴京请愿后，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即遵照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下达的“要设法阻止请愿团来京，以免制造麻烦”的指示，电告中统局驻上海特派员季源博严密监视和平请愿团，并设法从中进行分化破坏。
马叙伦
请愿团代表所乘列车到达江苏镇江时，受到一批所谓“苏北难民代表”“欢迎”代表们下车与“群众”见面的种种干扰。请愿团代表们没有上当，他们又以卧轨挡车相威胁，致使列车在镇江滞留了两个多小时。等到请愿团代表们终于在下关车站下车后，所谓的“苏北难民”们便蜂拥而上，将请愿团代表们团团围住，并挤进候车室和西餐厅。从最初的僵持到所谓“苏北难民”撕下伪装成为暴徒的出手殴打，这起有预谋的暴行致使请愿代表、在场记者及欢迎人员共12人受伤，其中，阎宝航多处受伤，面部最重；雷洁琼胸部被暴徒的皮靴踢伤，口吐鲜血，眼睛被玻璃扎破；马叙伦的头部、胸部均被打伤;学生代表陈震中伤势最重，当场被打得昏迷不醒；《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被打得吐血，腰部、胸部和头部均被打伤；《大公报》办事处主任高集、《益世报》记者徐斌均遭殴打；民盟派去车站欢迎代表的叶笃义也被打成重伤。
下关惨案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夫妇和董必武闻讯于深夜三点赶到医院慰问。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邵力子等也连夜赶到医院探视受伤代表。6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的“下关惨案”提出强烈抗议。毛泽东、朱德从延安给马叙伦等发来慰问电，表示“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
国民党方面迫于下关惨案舆论压力，蒋介石同意于6月28日下午在官邸接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但希望只见一人。代表团成员推举蒋介石的老朋友蒉延芳作为代表。蒉老先生在会面中恳切地把“工业危机、农村破产、饥饿遍地、人民厌战的情形向他申说了一番”，蒋介石口是心非地应付了一通，事实上，在两日前的6月26日，蒋介石已下令开始了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开端的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可以想见，这些为实现中国和平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民主人士在受到国民党官员如此羞辱与诓骗之后，该是何等的愤怒与失望，无怪乎马叙伦在离开南京之前曾感慨万分地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