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陕北后，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已经开始走向权力顶峰的毛泽东，他的舞台更加宽广，责任更加重大。他除了要主持党政军重大决策外，还需要和社会各界建立广泛联系，尤其需要加强和冲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的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交流和沟通。由于他的博学和外向，他也特别喜欢同他们交往，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知识、启示和快乐。因此，毛泽东日渐忙碌，和贺子珍的交流却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许多。
而这时的贺子珍，经历长征战火的伤害和频繁生育的折磨，身体满是伤痛。想多做些工作，却深感力不从心。随着越来越多的男女知识青年和爱国学生涌至延安，要强的她知道自己肚子里有限的几滴墨水已经显得落伍了。而毛泽东和自己的交流越来越少，这更让她陷入一种莫名的危机感之中。
在这种情势下，夫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了起来，感情渐渐出现了裂痕。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漂亮女翻译的到来，更成为他们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索。毛泽东曾和陶铸夫人曾志说起这件事。毛泽东说：“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而且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1937年8月，同毛泽东怄气的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准备再从那转赴上海，“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她没理会毛泽东的劝阻和召唤，当她在西安见到毛泽东派来送信并接她回延安的勤务兵时，她只是请他给毛泽东捎回了一块手帕，上面写了四个字：“从此诀别。”
当贺子珍准备从西安去上海时，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成了抗日的战场。尔后，性情倔强的贺子珍，拒绝了毛泽东几乎是一路不停的挽留，义无返顾地转道兰州、迪化，最终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到莫斯科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儿子，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廖瓦，然后隐名埋姓开始了学习生活。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毛泽东与贺子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