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迄今已整整70周年过去了。此次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人民共同抗日御侮并取得胜利的基础，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史上惨烈而光荣的一页，其意义实际上已超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范畴。
事变前的两个月，张学良把吕正操从东北军六四七团团长任上调到西安张公馆负责内勤工作。吕正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
西安事变前的重要信使高福源
西安事变的发生，有许多举足重轻的人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毛泽东……但在吕正操的记忆里，在西安事变前后，还有一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的信使高福源。高福源，字少卿，是吕正操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的同期同学，也是东北人，是他主动承担起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工作，最早成为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合作的桥梁。
1934年初，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1935年10月，张学良再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东北军奉命“剿共”，其中的一○九师、一一○师在劳山、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歼灭。高福源负伤被俘。他在红军医院里得到了细心医护，还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被选为班长。周恩来副主席也亲临学习班，号召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高福源深受感染，决定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放弃“剿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了他。高福源问李克农:我愿回去说服军中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敢放我回去完成这任务吗?红军高层同意了高福源的设想。
1936年1月，高福源回到东北军甘泉城驻地，现身说法。此后，数次在苏区与东北军驻地间往返。当时，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奉张学良之命，正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得到消息，立即将高福源秘密接回洛川。王以哲与参谋长赵镇藩和他作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件。张学良命高福源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次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不久，李克农一行6人，由高福源接引，从瓦窑堡出发到洛川六十七军军部。经双方协商，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了友好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项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此后，高福源就留在张学良那里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促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战局面。
吕正操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被扣后，东北军群龙无首，有功于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将军被少数盲动分子杀害。高福源也于1937年2月4日在西安被秘密诱杀，铸成千古奇冤。高福源的遗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由高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市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直到1981年才将遗骨找出，安放在西安市南郊陵园。
“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将士离家别井。
剿共，内战，东北军在内耗中损兵折将，国力更深受损害。张学良深感痛心，慨然赋诗:“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他意识到:这么打下去，日本人会更猖狂，只有联俄联共才能打回老家，收复国土。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布置“剿共”计划。张学良苦苦陈情，请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却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
10月29日，蒋介石到洛阳再作“剿共”部署，张学良又向蒋介石诤谏，但再次遭受训斥。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也来了。其间，张学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声泪俱下，据理力争:“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张学良哭谏无效，又请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再去劝说，结果仍是白费口舌。此刻，张学良、杨虎城已痛切感到:除了发动兵谏，别无他路可走。
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凌晨4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事变时间一到，张学良的部队在临潼抓捕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