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蒋介石在台湾》第一部，陈冠任 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过新年。
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年前12月7日就迁到台北，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 后来，被解放军活捉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是这样以现场亲历者回忆蒋介石等人最后离开大陆的那一幕仓皇场景和随行人员的恐惧之色：
10日清晨，我刚准备睡一下，俞济时突然派人把向我借的丝棉被子等送还给我。他从重庆匆忙逃往成都时，连行李都没有来得及收拾，到成都后才向我借了一套。我一看这情况，知道蒋介石马上就要逃走了。我想他总得对我有一个交待，不能这样一声不响就走，便顾不得整夜没有休息，连忙赶往军校。我的车子刚到军校门口，劈面就看到蒋介石等一群人的汽车鱼贯而出。他们看到我的车子停在旁边，也没有打招呼，直向大街疾驰而去。我便叫司机抄小路绕过文殊院先出北门赶到凤凰山机场。在机场，我看到蒋的座机和侍从机停在那里，连一个警戒兵都没有。本来机场是由保安团守卫，盛文接任城防后，另派有部队，但盛比蒋逃得更快，所以机场连一个兵都没有了。我下车只看到特务头子毛人凤一个人立在飞机下。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脸色立即变得非常难看，表现出特别惊慌，好像生怕我会扣留他们。我一看他那副神气，也不愿和他攀谈，便一人等在那里。一会蒋等的汽车驶到，蒋介石下了汽车看到我也不打招呼，急急忙忙窜上了飞机。我看他先和驾驶员在谈话，我想一定是在问能否起飞。这时胡宗南也来了。蒋站在飞机门口向四面张望，看到没有什么动静，才装出镇定的样子叫我上飞机去，只简单地向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后与胡宗南去联系。”我也只回答了一个“是”。因为已经到这种地步，彼此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刚一走下飞机，蒋介石的座机便立即起飞逃走了。
蒋介石召集“中央改造委员会”开会的情景，正面右起：蒋经国、张其昀、张道藩、陈诚、蒋介石。(资料图)
这是目前可查到记载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时最为准确的文字记录。其中，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侍卫长。盛文是蒋介石不久前指定保驾的成都警备司令，已经弃职潜逃了。毛人凤是保密局副局长。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顾祝同)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军政长官职权。蒋介石留下他在西南统领大局，继续打游击;3月27日，他仓皇逃到台湾时大军全无，孤身一人，“光杆司令”连秘书都打丢了。这是后话。
蒋介石几乎是惊魂未定逃到台湾的。而此时，夫人宋美龄还在华盛顿向美国人哀求美援而不得。他身边只有蒋经国和几个奉化老家的贴身侍卫和总裁办公室的人员。除此之外，身边几乎无可信赖的人。
1949年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他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也就是说，尚存忠于他且可以指挥的部队，已不过为大陆时的十分之一。
这个元旦是台湾最凄苦又最看不到希望之光的元旦，全岛去年以来的混乱和惊慌似乎还在加剧。
元旦这天，蒋介石只去了一趟教堂，别无往年新年到来与军民庆贺的热闹。然而，时局的凄风苦雨，却完全还没有结束之意。如何应付危局，成为蒋介石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而他按照惯性思维略作思考，忧虑又袭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