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奏疏向例，凡大臣联名上奏，必以爵位、官衔接次列名，如对会议内容有意见，也可自以奏折或奏片单独言事。其时军机成员中，至少犹有礼亲王世铎、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东阁大学士张之万;而总署大臣中，亦至少有庆亲王奕得君之专，至何程度，已毋庸多言矣。翁氏于日记中自陈此事时，语虽简，似亦难掩踌躇满志之情绪。
军机诸公对翁同稣的逾格尊重，表面上似对光绪“每事必问翁同?，眷倚尤重”的书房决策模式的将就，实就派系策略上自有思维逻辑。签署军机上这些大老们，加上两边行走之孙毓汶、徐用仪，多年来之路线，依附太后之色极明显，慈禧对刻下局势之基本心态如何，他们自然明了，而由他们将领衔地位自愿奉与翁氏来看，不止大小军机与总署领袖对翁同?及其派中菁英见解持保留态度;即令慈禧，对光绪的战略原则，也恐有不以为然之异见。将翁同稣捧到逾格之崇处、实亦有向西后表态，并预先为他日由翁同?承担责任由下策略性空间，用心不可不谓深。
不过，无论如何此次联衔排名，有一更直接的意义，即在逐日书房独对，光绪每事必问，而决策影响实已在军机诸公之上的翁同稣，其近乎“平章军国事”的实质地位，终于得到诸臣之某种承认。光绪领导权威提升上，具有一定效果;于翁同稣与南派，自然更是成为主流派系的重要一步。此亦使光绪与翁师傅，乃至南派少壮菁英间之结合关系更为紧密。在帝后权力交接，诸多最高决策权归属依然充斥大片灰色地带的时期，光绪任何藉以扩张权力版图的作为，翁同?不能不感到与其说皇帝所需的是一辅佐者，不如说是需要有力支持者。
何以翁同稣在此后，有关朝鲜问题态度上，由原先之持稳立场愈倾向光绪的激进路线。因此可能之一战，于光绪的意义及所期以发挥的作用，不止是一次国际上之冲突或宗主权的维持而已，此于翁及帝党，也是如此。且因派系间长期权力竞争，事情对翁同稣与帝党而言，比光绪所须权衡的更见繁杂，操作难度也更高。但不得不明说的是，朝鲜问题，实际是光绪和帝党走向真正权力中心的关键一战。
轻于一战：开战是光绪帝党削弱李鸿章集团的需要朝中最具发言权之一人与一派，翁同稣与后党，正虎视眈眈盯着李鸿章与北洋的一举一动。
甲午战事不止是外战，而同时紧密联系内政，由此愈见明晰。
自光绪亲政，而慈禧结束所谓“训政”，退居颐和园后，李鸿章明显感受到中央渐行渐远的现实。尤其政治天平强烈倾向其政治对手翁同稣及其所领帝党一端，更令李鸿章长期统领北洋，班列辅臣、疆臣之首的地位岌岌可危。李鸿章清楚，在二十余年前，他政治地位的崛兴，因有淮军成朝廷缓急可恃的军事主力;而今朝廷似只缺临门一脚，却未能将他踢落北洋宝座，也只因其手上掌控着淮军。李鸿章既然明白他何能在此时犹踞此座，因此力保淮军与北洋海军的实力，已经是李鸿章当下行事的最高指导原则。
与李鸿章的尴尬与无助相比，光绪自亲政以来，决策权威的建立犹未完全，正跃跃欲试于经此一战，达到他们立威固权的目标。尤其日本看起来是蕞尔小邦，较船坚炮利的欧美列强，处理起来要有成算得多，因此不宜示弱;另一方面，较诸其门生天子光绪，翁同?看待朝鲜外交冲突的角度，就更多元且更积极。而这也正是李鸿章最感忧虑的。政治对手，往往即是所虑者相同，而立场迥异。李鸿章也明白，他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光绪与翁同?这对师生对自己下手的绝佳时机。这对掌握决策地位的师生，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对耗损淮军及北洋海军是不会因何关系到国家利害而手软的。
而正因清楚李鸿章之所以拉长战线，是寄望外力的盘算，翁同?与光绪这对师生及其追随者，对外交干预更为冷淡，甚至不以为然。
当面对中日两国在朝鲜对峙的危机时，翁同稣有意将韩事与北洋分开对待。对危机，持稳讲解;对李鸿章，绝不手软。由翁同稣之日记看，他自六月初以来，密集地与门生，也是帝前近臣的文廷式，珍、瑾二妃之兄志锐等会商，日记多记称谈倭韩事，随后，文、志等接连上疏论朝鲜形式，攻击李鸿章北洋。明称献韩策，实于李鸿章的北洋势力处处打击，不断施压;紧接其后，志锐“倭人谋战朝鲜事机危机请速决大计”摺递入。少有具体措置之建议，而以近三分之二篇幅痛批李鸿章与北洋人马：批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辄借口于衅端不自我开，望图敷衍了事”;批北洋主将叶志超、海军提督丁汝昌“‘败叶残丁’，不孚群望，意存观望，纵敌玩寇”。
文、志二位与光绪及翁同?互相密切的特殊身份，间接传达了高层对北洋清楚的立场，这便如吹响了攻李的号角。于是，主战之声愈急，李鸿章与北洋压力愈高。言官余联沅、安维峻等接连上奏。清廷密寄上谕亦针对志锐摺中所言所劾，再次要求李鸿章留心体察叶志超、丁汝昌这北洋陆、海二主将，给李鸿章一次警告。
此时之李鸿章与北洋，已势如骑虎。调度既已落后，战略优势尽在对方，一旦显出大量增兵的意图，日方极可能先发制人，届时非但战不可免，这是合肥所最怕出现的恶梦。不幸，日后之发展，正是沿着李鸿章所忧的情况发展，且更胜一筹。
李鸿章太明白自家子弟兵的虚实。依李鸿章的计议，北洋海、陆二军，宜取“猛虎在山”之势，以冀外侮不至，亦可一定程度减低“廷臣掣肘，军事设施不能如意”的风险。
可是海、陆两军推上火线终不能免，而主战之火愈煽愈旺，淮军不但上火线，且须直当锋镝，于是猛虎一旦下山，却发现“虎”相全非，一败涂地矣。
李鸿章在1894年朝鲜事件最为关键时期，左支右绌，病急乱投医地俄、英、美、法四处拉拢，却又不见谅于朝廷之际，心中最大的难言之隐正是：派系之暗斗与掣肘。
但这些又能向谁诉呢?光绪?那不啻火上浇油;慈禧?老太后此时犹在局外，盯着庆典的劲头比观望战事更切;孙毓汶、徐用仪?自光绪亲自领局，将翁同?台面化，他们的发言力道便愈形薄弱，甚且自身难保了。朝中最具发言权之一人与一派，翁同稣与后党，正虎视眈眈盯着李鸿章与北洋的一举一动。
在翁同稣的弟子在王伯恭的《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甲午未开战前翁同?的真实想法：
“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
除了“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的盲目自信外，“吾正欲试其良才是翁同稣的真正关心所在。抱着看好戏然后整肃淮系北洋的目的，光绪的帝党就如此轻率地开了战。
在派系意识和派系利益侵蚀朝廷安危的思考，甚至凌驾其上的情形下，谁才真正称得上是真正的不幸?
就光绪而言，中央向地方实力派督抚逐步收权天经地义。而光绪新掌令权，踌躇满志，且他相较于其他实权人物，同李鸿章与北洋最无渊源，加以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鼓励支持于侧，帝党新锐唱和于下，则光绪对北洋，能收即收，翁对北洋则能削即削。轻率的选择开战，正是从削弱李鸿章而非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做出的决策。
最终，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在光绪的盛怒中，李鸿章失去了年轻皇帝的最后一点信任。光绪在接下来的派系倾轧中权力支持翁同稣并亲自加入瓦解淮系北洋的行动之中。而翁同稣与南派中坚成员，包括文廷式、汪鸣銮、张謇、志锐等加紧协调，派系内部的向心力加强，步调一致，随事态之发展与光绪的意见愈见坚决，加快了倾轧的步伐。
中日武力冲突全面爆发前，翁同稣与帝党的立场以走向坚决主战。派系倾轧的手段也愈见激烈，更有效地攻击中枢中力挺李鸿章的重臣。甲午战事不止是外战，而同时紧密联系内政，由此愈见明晰。
